于丹:来日方长并不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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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在大学里当班主任的时候,有一个周末的晚上给学生点名,一不小心就把脚崴了。去宣武医院一检查,右踝两根骨头骨折了。


骨科张主任带着医生来检查的时候,对我说:“你的脚可以用保守疗法,也可以开刀。用保守疗法,可以少受点儿罪,但会有后遗症,以后关节可能会松动。”


“为了不留后患,您还是给我开刀吧。”我说。


他有些诧异地看着我:“那谁签手术同意书?得等你家人来。”


“不用等了,我自己签。”


签完字后,骨科主任对医生说:“调下我的班,这个姑娘的手术我来做。”


这位张主任的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细长而舒展,那是我记忆中最漂亮的男人的手。我对他说:“张主任,你的手不弹钢琴太可惜了。”他笑:“所以我拿手术刀。”


   


手术做完后,我住院的那个星期都是张主任在值班。他每天都会来看我,站着和我闲聊几句。 


张主任说:“我给你打了两个钉子,可以让两根骨头长得就像没断过一样。但是你要记得,一年后再找我做手术,把钉子取出来。”


忙忙碌碌之间,一晃三年就过去了。张主任一直在提醒我:“得赶紧做手术了,把钉子取出来。”有一次,他去我家聊天,对我说:“下次我给你带一棵巴西木吧,房子里不能没有植物。”离开的时候,我送他出去,忽然他又推开门,探进身来说了一句:“你这次回来,我就给你取钉子,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那段时间我太忙了,一直在出差。我还寻思:“取钉子有什么来不及的?又不会长锈。”然后,我就出差去南京了。


当时,我父亲在宣武医院住院。四天后,我从南京回来,就去医院看望爸爸。


吃饭的时候,爸爸欲言又止:“我跟你说件事。”妈妈马上打岔:“你赶紧吃饭,孩子刚回来。”后来,爸爸又想停下来说话。妈妈说:“你让孩子歇口气。”后来,爸爸没加铺垫,一边吃饭一边说:“骨科张主任殉职了。”我当时完全惊呆了。



那一天,我在病房没有多说话。出门过马路的时候,夕阳西下,不远处国华商场门口熙熙攘攘,在交错的车流中,我一个人推着车站在马路中间,一瞬间痛哭失声。车水马龙都在暮色里显得模糊不清,那一刻我清晰地明白了一个道理:来日方长并不长! 


1993年,我为了写报告文学《中国公交忧思录》一书,走访了中国十几个城市考察公交系统。南京当时是全国公交系统的一个典范,所以我去的第一站就是南京。


当时是夏天,南京的天气像火炉一样炙热。我找到南京公交总公司,党委书记姓张,是一名复员军人,性格非常豪爽,晚饭一上桌就要拉着我喝酒。两杯下去,我晕乎乎的时候,总经理耿耿进来了。儒雅的耿总和我握手。然后坐下来,拦住了给我敬酒的人们,静静地和我聊天。他说:“明天我陪你去坐南京的公交车。现在,南京市民出门,去任何地方倒两趟车之内都能到达,而且等车都不超过五分钟。”


那几天,耿总带着我去了好些有名的和无名的古迹,乌衣巷、朱雀桥、秦淮河、清凉寺……每走过一座门或者一座楼,他都念叨着历史、文学的典故,那“门外韩擒虎,楼头张丽华”的胭脂井,那“无情最是台城柳,依旧烟笼十里堤”的台城城墙。那一个盛夏,六朝金粉的古都沧海桑田的幻化,在一位长者的引领下,清晰地与我青春的记忆结缘。


按照计划,我本来应该在南京采访两天,结果却待了将近一个星期。我向耿总道别:“我必须要走了,要不然采访行程就全耽误了。”耿总说:“还有最后一个地方要带你去,南唐二主陵。很近,开车用不了多长时间。”我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女时代就爱抄李后主的词,但当时实在没有时间了,只好与耿总相约:下一次,我们直接去看南唐二主陵。


就在我再去南京的那一年春节,他打电话过来拜年:“你很久没来南京了,南唐二主陵你还没去看呢,今年咱们一定去。”


骨科张主任去世的那几天,正好我又出差去南京。一到宾馆,我就往公交公司总机打了一个电话:“请问是公交公司吗?我找耿总。”


接电话的总机姑娘接得很快:“您还不知道啊,耿总去世一个星期了,肺癌。”


我在那一瞬间呆住了:怎么会?!春节的时候他还跟我通过电话呢!


张主任和耿总,都是我生命中遇见的交往并不太深的人,但恰恰是他们让我学会了珍惜缘分,因为错过了可能就不会再来。张主任给我打下去的钉子,却没有亲手取出来;耿总带我游历了南京那么多地方,但是我最想去的南唐二主陵却一直没有去成。很多时候,我们都以为来日方长,就如同嵇康在死前感慨:袁孝尼一直想学习《广陵散》,我以为来日方长,一直执意不肯教他,而今我这一走,《广陵散》从此绝矣。


生命来来往往,我们以为拥有得很牢靠的事情,在无常中可能一瞬间就永远消逝了。哪怕是一些陌生人,他们都会让你觉得,有些心愿一旦错过,可能就万劫不复,永不再来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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