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国荣的最后一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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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日。


这天理应是普通的一天,顶多又是一个普通的愚人节。


香港,跟大部分的亚洲地区一样,愚人节从来也算不上是个节日。


直到2003年的愚人节,这一天,不少人第一次感觉到愚人节那既是戏谑又是残酷的存在。


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,短短几年间,张国荣做了不少事。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不在专辑、电影、电视、报纸、杂志里出现的他,到底过着怎样的日子,大家只知道他公开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。


他说,自己得了胃酸倒流,影响了喉咙和声带。



林青霞说,她跟他看电影,却发现他搂着她的手不停地抖。


梅艳芳说,她听说他很不开心,用尽了各种方法联络他,打电话、写卡片,却始终未能找到他。


陈淑芬说,他的身心受尽煎熬。手抖、睡不着、流冷汗,病情发作起来时所有的筋痛得好像要把他的肉都撕开来一样。


唐鹤德说,他一直很合作,有定时去看医生。


然后呢?


2002年11月,他曾经自杀,但没有成功。


那个人们看不到的他,原来已经被病魔折磨得相当痛苦。


早上10时许,室内设计师莫华炳(Alfred Mok)接了个电话,那是张国荣打来的。


“我们一起吃午饭吧!”张国荣表示。


莫华炳是张国荣寓所的设计师,两人私下交情匪浅。


不过两天前,莫华炳干儿子名下的马匹于赛事中得了冠军,而那匹马的马名便是由张国荣起的,莫华炳于是打了个电话想给张国荣报喜,不过当时的他却没有接电话。


“打电话给你又不听,你怎知我今天有空呢!”莫华炳故意说出这样的话来逗张国荣,但从对方的应对中,他感觉到张国荣很想跟自己见面,才又收起了玩笑话:“傻仔,我一定和你吃午饭的。”


两个人约好一点钟在铜锣湾的Fusion餐厅见面,选在这家餐厅是因为它的地点很靠近莫华炳的办公室。


下午1时,莫华炳如约抵达Fusion餐厅。在那里,他看到身穿深灰色T恤、浅灰色西装外套的张国荣面戴口罩,安静地坐着。


莫华炳才刚坐下,张国荣便对他说:“隔壁有人咳嗽,你为什么不戴口罩?”


口罩,忽然成了人手一道的护身符。


2003年春天,非典型肺炎(“SARS”,香港俗称“沙士”)肆虐全球,几乎无一地方幸免,虽然受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,但其造成的恐慌绝对是近代少见的全球性扩张。纵然现代医疗远比古时优秀,但在“沙士”爆发初期,人类竟然都显得束手无策。医疗界治不好的传染病,顷刻间让整个社会都成了惊弓之鸟。


他们聊着,又点了餐。张国荣要了一份意大利面,胃口似乎还算不错。


餐厅里,有人认得他,他便对人笑,一切如常。


但是,在莫华炳的眼中,他看起来是那样的不安,手一直在抖个不停。


两人在餐厅里一聊便是三个小时。



张国荣告诉莫华炳,他在给他打完电话之后,便驾着保时捷漫无目的地兜风。他说,那天早上觉得很辛苦,只想开快车,最好就这样撞车算了,直至想起自己有约在身,才赶来赴约。


“真傻,不要说这些。”莫华炳即时反应过来,然后把话题拉开了。


张国荣又问了莫华炳的身份证号码,抄了下来。六个月前,他已经问过同一个问题,当日又再确认了一次。莫华炳事后才知道,原来张国荣是要在遗嘱里留下一份小礼物送给自己。


过去在一次闲谈中,张国荣曾经问莫华炳:“如果你病得很严重,没有药医,你将会怎样解决呢?”


听到这个话题,莫华炳当时的心里觉得突兀,然后又回应道:“我会吃安眠药,万一人家找到了都有得救。”


“你错了,”张国荣很直率地说,“要死,最直接是跳楼。”


莫华炳即时猛摇头,说:“我和你都这么‘贪靓’(爱美),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?好像鸡蛋掉到地上似的,万一不小心压到别人……我们‘贪靓’,还是睡在床上好一点,最低限度有人救,跳下来变成‘一挞嘢’(意指一片血肉)怎么办?”


这次谈话之后,莫华炳的内心一直感到害怕和忐忑不安,于是经常都会和张国荣保持联络。吃这顿午饭时,莫华炳感受到张国荣的情绪低落,于是主动建议陪他到美国看医生,又说反正去美国也没有人会知道。


“也有人叫我去四川吸吸灵气,现在是‘沙士’高峰期,哪里都不能去。”张国荣回答。


吃完午餐,张国荣坚持要送莫华炳回公司。莫华炳当时觉得兜一圈也好,于是便上了他的车。就算是推开门或者开车门,张国荣都显得非常小心,不用手去碰,明显是怕“沙士”,亦显得爱惜健康及生命。


“你赶快回去换衣服,你约了人家打球。”莫华炳知道他习惯每周二约人打羽毛球,所以便在下车前对张国荣叮咛。


张国荣竟然跟他说:“你不用再打电话给我。”


“我刚刚才见完你,没有必要打电话给你,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”莫华炳当下便这样回答。


走到办公室大楼的电梯前面,莫华炳忽然觉得一阵惊心。


“你不用再打电话给我。”那句话,他以前听张国荣说过。


后来,张国荣告诉他:“那间酒店的窗原来打不开。”


心里一阵恐慌的莫华炳立即打电话给张绿萍——张国荣的大家姐,希望她能够联络得上他。



到了6时左右,张绿萍回了电话给莫华炳:“不用操心,我找到他了,他在中环,在Window Shopping(边看边逛),或者夏天到了要买一些衣服。”张绿萍想约弟弟去喝咖啡,他却说不用了,因为已经约好与陈淑芬见面。


莫华炳当时算是安心了一点,没有再因为张国荣的那句话而耿耿于怀。


跟莫华炳分开后不久,张国荣的电话号码被人拨通了。


“喂,唐先生吗?”陈淑芬拨了张国荣的电话号码,但是另一端却是唐鹤德接的电话,“Leslie在哪里?”


“他说出去走走。晚上7点钟我约了他一起打羽毛球。”对方回答。


“这样啊……你知道他去了哪里吗?”陈淑芬再次问道。


“他说他在中环一带跟朋友喝茶。”


“那好,我给他打个电话,一会我再联络你。”然后,陈淑芬挂线了。


陈淑芬的办公室在湾仔,跟中环只有两个地铁站之隔,也算是挺近的距离。她想了想,决定先打给张国荣。


手机很快便接通了,可惜接听的并不是张国荣本人,而是冷冰冰的留言信箱。陈淑芬当时心想,大概他正跟人在谈一些重要的事情吧。


“Leslie,待会有空打给我。”陈淑芬在录音讯号响起后留下了这段话。


4月1日,和其他日子相比起来没有什么分别,同样的星期二,同样的二十四小时,同样的日与夜……但是,这天却忽然起了微妙的差异。窗外,细雨蒙蒙,悄悄为这个城市罩上一层灰色纱帐,薄薄的、轻飘飘的,让人光是看着便觉得少了一点活力,多了一分忧愁。


但是,这一天结束,新的一天又会来临。这是好事,还是坏事?



忽然,陈淑芬的电话响了起来。她取过电话接听,来电者倒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,张国荣竟然这么快就打给她了。


“Leslie,你在哪里?”陈淑芬首先问他。


“我在中环。”张国荣平静地回答,这是个陈淑芬预期之内的答案。


“在中环干什么呢?”


“在喝茶。”


“这样啊,在跟谁喝茶呢?”陈淑芬又追问。


“不,就我自己。”这次张国荣的回应,倒不在陈淑芬的预期之内。


她笑着埋怨:“怎么自己一个人喝茶也不叫我?我在湾仔,我来找你吧。”


“不用,我要走了。”张国荣平静地推辞了。


陈淑芬没多想什么,再问道:“你要去哪里?”


“去Shopping(购物)。”


“我跟你一起去Shopping吧,可以吗?”陈淑芬主动提出。


这次,张国荣没有再推却,直接同意了陈淑芬的建议,“嗯,可以啊。”


陈淑芬看了看时间。他跟唐鹤德约了7点钟打球,现在去逛街的话,也没有很多时间。心里一急,她就要放下电话去找他了。


这时候,话筒另一边传来了一句话,让陈淑芬不由得停下放电话的动作。


“我想趁这个机会,好好看清楚香港。”张国荣的声音说道。


这句话,就像是一滴浓缩的硫酸,无声无色地渗透,然后在作为支撑点的柱子上蛀出一个小洞来。


“你要看清楚香港干什么啊?”陈淑芬开始听出来他好像有点不对劲了。


张国荣没有回答陈淑芬这个问题,短暂的沉默没有令支柱倒塌,只是被腐蚀的破洞愈来愈深,即使没再注意,它也依然映入眼帘。


“你到底要走了没?还没走的话,我过来找你。”陈淑芬焦急地说。


“好啊,那你过来吧。”张国荣爽快地答应了,他人正在文华东方酒店。


破洞仍然存在,无法视而不见,只是那根支柱依然屹立不倒。说不定,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缺口,只要好好用心修补,将来便不会有任何危险。


可是,对于熟悉的事物,人很容易有种错觉:以为那些越是熟悉的东西,它们便越不会改变。谁会知道一个无伤大雅的小小差别,背后可能已是无法修补的千根裂痕。没人知道第一道裂痕到底是由何时开始出现的,更不知道它会形成的原因。


当人们看到破洞的时候,或许,都太迟了。


“麻烦你,中环,文华酒店。”陈淑芬坐上了计程车。


司机没有认出她是天皇巨星的经纪人,也更不会察觉到她此刻的不安心情。


红色的计程车不徐不疾地前进。外面依然飘着雨丝,它们轻轻撞上车身,溅开成一点又一点的粉末,然后在地上融为一体,缓缓地往地下水道流去。


逝去的雨水,无声地朝着无人注意的地方消失。


某处,某个平静的湖面,却为此泛起了一阵涟漪。


没有汹涌的大浪,也没有狂怒的风暴。


陈淑芬到了酒店前厅,她左顾右盼,没见着张国荣。于是,她又去了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的咖啡厅。


“小姐,请问几位?”一进门,服务生便迎上来问陈淑芬。


“我找Leslie,他在吗?”


“张先生吗?”服务生有点困惑,“我好像没看到他在这里。”


“他不在?不会的,我们约好了,他一定在这里,我进去找他。”


嗒、嗒、嗒。短促的脚步声在咖啡厅内回响,可惜它一直找不到要找的对象,就像踏进了一个熟悉但却陌生的迷宫,它在店内转着,这里停停,再在那里看看,每一条路都走过了,就是遍寻不获。


他到底在哪里?陈淑芬焦躁地四处张望,再怎么看,张国荣还是不在咖啡厅里。


莫非他是刚刚走了?又或是他根本就不在这里?


陈淑芬抓起手机,连忙按下张国荣的号码。电话接通了,当听到张国荣的声音从手机中响起时,她松了一口气。


“Leslie,我已经到了。你在哪里啊?”


“我刚刚出去了,你先在那边喝杯茶、等一会儿,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

张国荣简单交代这几句话后便挂线了。他的声音听起来是如此平静,和平常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分别,甚至是更加平静——仿佛是拂过湖面的微风,轻轻的,也凉飕飕的。


但是在微风低下的湖面,却是异常的平静。


就像是静止了,一动也不动。


陈淑芬在咖啡厅等了又等,但一直不见张国荣回来,内心更加焦急了。咖啡厅里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,但又好像仍然存在,只是它们都传不进陈淑芬的耳朵里。那些声音在说什么呢?是在说无伤大雅的愚人节笑话吗?抑或是在谈论近日来疫情越来越严重的“沙士”?


无论在街上,抑或在店里,四周的人都戴着口罩。大家都看不清彼此的样貌,对方到底在笑,还是在哭,又或在生气,根本无人看得清楚。口罩变成一个又一个面具,取代了人们真正的脸孔,成为这座城市的标志。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秒,人们都不敢露出自己的脸孔,既害怕飘浮在四周的病毒,更害怕和他人接触。


2003年的3月,也许是香港改变的转折点,人与人之间的隔阂,因为一片薄薄的口罩而变得更加厚重。所有的卫生建议,都是要设法把自己和其他人,甚至是和整个世界分隔出来。医学昌明,人心难治。


等了40分钟,陈淑芬的手机终于响起了,她连忙接过来。


“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,在正门,然后我就会来了。”谢天谢地,她终于听到了张国荣的声音。


陈淑芬看看时间,原来已经快6点半了,距离7点钟只剩下半个小时,于是她也没多想,立即结账离开咖啡厅。



4月的天气并不寒冷,可是却下着细碎的微雨,有别于冰冻的刺骨寒意,这种阴冷只会慢慢地吸啜着人体的温暖。


张国荣并未出现。


一秒、两秒、三秒,时间踏着疲惫的脚步往前进,缓慢得几乎没人察觉,但它确实在动,而且即使它再慢也好,人们急促的脚步也从来不曾追上它。


5分钟过去了。


张国荣还是没有出现。


时间继续前进。一分一秒,原来多么可笑。相同的步伐,同样地溜走。时间,从来不停止,也从来不后退,总是这样安守本分……


晚上,6时41分。


“砰!”


一声轰然巨响在耳边炸开,吓得时间几乎要停下来。至少,这一刻,几乎所有在场的人,都有一种时间蓦地停止了的错觉。


陈淑芬错愕地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过去,只见一个黑影倒在地上,另外一些酒店门口的护栏被砸断了。


再仔细一看,那是一个人。


在那个人的旁边,是一辆巴士。


“不好了!”陈淑芬连忙跑进酒店,把服务生叫了出来:“有交通意外,撞伤人了!就在外面!快点叫救护车!”


陈淑芬又慌忙跑了出去。张国荣随时都会到来酒店门口,而陈淑芬心里清楚明白,即使刚才他表现得再平静也好,他现在患上了抑郁症,要是看到那个场面难免会受到刺激,所以她决定快步跑到另一边,把张国荣的车截停下来。


然而,跑了没几步,陈淑芬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也许张国荣还未到呢?也许他正在堵车?陈淑芬真心祈望张国荣还未到,这样的话她就可以先到街口截停他的车,这样他就不会经过酒店大门。


于是陈淑芬拿起手机,打了给张国荣。


可是这一次,电话没有接通。


*作者:韩乔,摘自《念荣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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